义举or隐忧，文物捐赠为何波澜频生？
近日故宫博物院一则为农民举办悼念活动的新闻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新闻事件本身并不复杂，一位平凡朴实的河南农民何刚，因工罹难，而其生前曾将自家挖出的数十件元代文物悉数上交给故宫博物院，弥补了故宫博物院元代馆藏文物的缺乏。作为一名普通观者，从该事件中我既看到了一位有血有肉、有责任有奉献的农民汉子，也不禁为捐赠人不幸罹难后棘手的赡后问题隐隐担忧。
与此同时，“文物捐赠”这一长期饱受争议的热词也随之被推向了舆论的漩涡。对此，我们不禁发问，看似百利而无害的“义举”，为何频生波澜？“文物捐赠”，单靠捐赠者的高风亮节，还灵吗？
文物捐赠
世界五大博物馆中，卢浮宫拥有40余万件藏品，大英博物馆有800余万件藏品，故宫180余万件藏品。因藏品过多，博物馆只能通过不时更换展品或举办临展的方式，尽可能多地进行展示。故宫博物院每年会举办七八十个展览，即使如此能展出的馆藏文物也只占到故宫全部文物藏品的0.5%。一般来说，博物馆藏品的来源主要有交换、购买、考古发掘、调拨、接受捐赠、移交、或是通过参与拍卖会的形式进行征集，但随着博物馆的持续宣传以及社会认知程度的不断提高，博物馆的建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社会捐赠行为也愈发普遍。
“捐赠情怀”
❤名士张伯驹，因酷爱古玩字画，倾家荡产收藏珍迹，最后分文不取全部捐给国家。
❤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孙瀛洲，其一次性捐献的文物数量多达3940件。
❤知名钱币收藏家罗伯昭，将15247枚古钱币捐给了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后又将另一批钱币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著名教育家、《爱的教育》的译者夏丏尊的长孙夏弘宁，在夏丏尊逝世后，由他出面将祖父托其保存的126件弘一大师墨宝，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四川文博界最值得称赞的老人刘福章，从其40年参加工作到去世，将所收集的各种陶瓷文物分别捐给省博、永陵、成都博物馆，而且是不计报酬。老人说，每一件收藏，都是历史的印迹，就应该放在博物馆里供后人研究和品鉴。刘老一直以来默默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就算家里生活非常拮据，也从不声张，且没为家里捞一丝好处。
❤2014年，在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四川省博物院对近几年新征集文物进行全面整理，在众多文物征集品中一只写有“活捉薛岳、赤化全川”的“红军碗”格外引人注目。捐赠者陈显春回忆，陈家祖祖辈辈是以制陶、烧陶为生，其父年轻的时候随祖父、高祖学习制陶、烧陶技艺。为感念红军不辞辛劳带领贫苦大众翻身解放的恩情，陈家特意烧制一批陶碗，把“活捉薛岳、赤化全川”的字样镌刻碗上，以此为念，并把碗分送给红军。2012年5月18日，陈显春按父亲生前遗愿，将家中精心收藏的另一只“红军碗”捐赠给四川博物院，以了却父亲的心愿，为博物馆进一步研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活生生的例子距离我们生活的时代并不遥远，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该忘记这些不惜用生命保护文物、延续文物生命、守护历史的人，是他们让后人可以透过博物馆的玻璃窗静静地欣赏这些铭记岁月年轮的文物。“文物放在箱子里再无价值，我愿意把自己的收藏无偿捐给国家，供大家欣赏，实现文物的价值”是上世纪许多老一辈文物捐赠者常挂在嘴边的话。
致敬！
用“法治”规范文物捐赠行为
社会人士向著名大学或博物馆捐赠收藏的文物，并不鲜见。这有利于我国文物的保护和文化传承，有积极意义。国家还有相关法规写明，可以对捐献人予以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2016年8月，专业机构起草的“社会文物捐赠法（草案）”正式向社会征求意见，社会人士捐赠文物得到了进一步规范，促进社会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不过，任何文物的捐赠必须以真品为前提，这是捐赠伦理的基本要求。否则，一件物品流转无序、真伪存疑、未经权威机构鉴定，就当文物捐赠给收藏机构，极不严肃，将给捐赠人带来诚信缺失的风险，也可能给受赠人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相关事件——“邱季端古陶瓷捐赠事件”
2016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校友邱季端向北师大捐赠6000件古陶瓷，北师大举行了隆重的受赠仪式。有业内人士指该批古陶瓷毛估值达1.2万亿元。但业界很快质疑古陶瓷多为赝品，引发媒体关注。7月30日，北师大博士生刘昕鹏给北师大校长董奇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学校就邱季端捐献的6000件古陶瓷是否为赝品进行专项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媒体把这批古陶瓷叫“京师瓷”，北师大因此陷入舆论漩涡之中。由于该批古陶瓷在捐赠前，捐赠方和受赠方确实未邀请专家进行全面权威的考证，有没有赝品或赝品率多少，并无权威机构出面澄清，因此捐赠方和受赠方暂无法平息舆论追问。邱季端和北师大欲自证该批古陶瓷的真实身份以平息事件反而暴露出了此次捐赠行为中的种种问题。
具体来说，首先如果捐赠人明知赝品却当真品捐赠，涉嫌骗取荣誉，将难逃沽名钓誉的谴责，即使是无心之过，不涉及犯罪，也必定会影响自己的信誉。其次，从受赠方而言，没有通过严格权威的考证，就把一件甚至一大批社会藏品当文物收藏，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对待公共资源上来看，都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受赠人接受文物捐赠，一个重要目的是开展相关研究，如果受赠人误把赝品当真品收藏，一来会浪费大量的公共资源，占用宝贵的收藏空间，耗费珍贵的研究力量。
虽然，社会上对藏品鉴定有“水很深”的忧虑，从技术上也难以保证权威专家鉴定藏品百分之百不“走眼”。但是，从捐赠伦理看，捐赠人诚实捐赠，确保文物的真实性，理当作为前提条件，否则，捐赠无甚意义。因此，在文物捐赠前，有必要对文物进行权威鉴定以“验明正身”，这既是对捐赠人负责，也是对受赠人负责，更是对社会公众负责。这一点，显然值得包括决策制定者在内的利益各方高度重视，共同规范今后市场中类似捐赠行为。
规范捐赠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防止文物流失。众所周知我国是文物流失大国，近年来我国也不断加大力度，加强了对流失文物的跨国追索。但实际上就文物流失问题，我们更应该设立机制遏制文物流失源头，使得试图通过走私文物获利的不法分子望洋兴叹。
相关事件
2015年檀香山艺术博物馆与檀香山美术学院(HAA) 对收藏家乔·亚历山大·格林(Joel AlexanderGreene)发起了一项数额高达88万美元的诉讼，缘由是后者早前的一批藏品捐赠。
博物馆担心格林捐赠的艺术品也许来自于一个走私团伙——这是该机构最为敏感的一个区域，因为早些时候，他们的7件藏品就因为与臭名昭著的印度艺术品经纪人苏巴什·卡普尔(Subhash Kapoor)牵连而遭到国土安全调查局查封。2004年，格林提出向博物馆捐赠5件东南亚艺术品。这份协议包括的另一项内容是，格林去世后，将再向博物馆捐献37件艺术品。而博物馆方面则需要向格林支付8万美元的年费。
在此之前，该博物馆曾经与格林进行过一次交易，购买了一件11世纪的柬埔寨塑像。据《法院新闻》(Courthouse News)报道，这次的指控是在7月31日发起的，其中提到，格林无法为他所捐赠的5件总价为130万美元的东南亚艺术品提供完整的文件证明。博物馆方面怀疑“这些物品有可能是通过非法渠道获取、进口、或出口的。"
这份指控中还提到，在2011年卡普尔被捕之后，檀香山艺术博物馆就开始对其藏品进行仔细的审查，“以确保每一件藏品都有明晰的名目文件和出处证明(provenance)。"在这一过程中，博物馆发现，格林一直没有提供相关的文件以证明自己捐赠文物的真实性以及出关、入关的合法路径。
博物馆方面指出，格林面临着两个选择：其一是承认过失并退还年费，其二则是出示相关文件以证明这些藏品出处的合法性。
现在，我国博物馆需要明确并不是所有“文物”都要收，都能收。每年入藏多少文物不是少数馆员的“政绩”，也不能向公众证明任何实质性问题。权利和义务永远相对，我国博物馆只有扎扎实实解决好这些“面子工程问题”，借鉴国外经验，做好非法藏品的管控工作，我国政府才能在涉外非法文物追索问题上占据主动。
当然我国现在很大一批流散民间的文物还面临着保管不善的情况。捐赠人受制于个人私利考虑，（继承人）未能处理好文物的保管问题，此类情况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最为典型的事件是一桩媒体曝出发生在2015年题为“名门之后的赔本文物捐赠”的新闻事件。
相关事件
1989年，徐继畬第六代孙女徐惠云作了决定捐出文物（这是一笔庞大的遗产，文物多达33种297件，足够修一个博物馆），欲以文物换得后代的城市户口，而后未果，后来发现文物移送方——三晋文化研究会在接手捐赠人的移交后并没有妥善保管文物，这笔价值巨大的文物长时间被私人占有，盘查时已有1/10文物已下落不明。徐继畬七世孙徐进伟如今要求得到4000万元补偿。
“流失在民间的文物”到底有多少？这起事件应该反思，在人们普遍意识缺乏，没有对文物价值和保管有很强认识的情况下，文物怎样才能真正得到有效安置。民间文物保管不善，主要由于民间力量有限。出于对文物的保护，国家必须尽其所能征集民间珍贵文物，这就需要国家出台文物捐赠的鼓励政策。再者，为了确保政策的可行性，必须让奖励有标准可依，以捐赠者和受赠者双方需求为考量，完善奖励机制，根据捐赠文物珍贵程度进行奖励评估。“用文物换户口”，看似好玩儿又好笑，如何解决，实际工作中还有很多问题亟待思考和破解。
结语
事实上，“捐赠热”已然成为一个当今文物界的热门话题。从《首批10人捐赠70000多件藏品入藏国家南海博物馆》；《抗战馆掀起文物捐赠热》等新闻标题中正巧可以佐证当下许多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的现状。事实上，捐赠行为本身并无争议，争议主要来自其延伸环节。大多数捐赠者都能本着无私奉献地品质将所藏珍品无偿或少偿捐献给国家，但是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委托方、继承人等）也会借助文物捐赠话题的社会公益效应借机炒作、非法渔利，破坏本该透明的捐赠环境。
抗战文物捐赠热
因此，通过制定法律全面推进、有效规范文物保护及捐赠活动，实现中国文化战略和历史文化传承事业的发展，更好地、有效地保护文物，特别是对珍贵文物的保护并有效预防它们遭受流失，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考量的工作。事实上目前我国各地博物馆都应适时配套出台相应的《藏品征集工作暂行办法》和《捐赠奖励办法》，在征集范围、方法、程序和奖励机制上明确博物馆的权利和义务并接受公众和舆论监督。
作者/编辑：他大梖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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